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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小报的历史作用

未知 2020-07-22 07:01

  中国的近代报刊产生于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中国,其产生、发展由于其独特的社会历史背景,被注意的焦点往往指向那些高级大报。小报虽然数目众多,远远超过大报数量,但由于其内容相对大报而言对于时代和社会缺乏应有的影响力,在新闻专业精神方面也远不如大报,在新闻史中一直处于边缘位置。然而报纸作为一种既有上层建筑属性,又有信息商品属性的复合体,在产生、发展过程中其内部不同属种类型的辩证互动关系就远比以往的物质生产部门微妙,从大报和小报辩证互动关系来探究小报对于中国近代报业的发展的历史作用也许不失为一种探索中国近代小报历史意义的视角。

  诞生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的近代报刊与西方的报刊,一开始就面临内忧外患的历史困局,因而一方面,作为上层建筑,受到封建政府的言论压制和外报的舆论影响力竞争的同时需要引导实现国家现代化和民族独立;另一方面,作为信息商品,面对着资金、广告和受众市场的窘境仍然需要为生存发展探索自己的模式。因此,其发展模式自然与西方近代报刊有所不同。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19世纪80年代中国近代报刊文人论政开始蓬勃兴起的时期,同时期的美国,随着普利策《纽约世界报》的起飞,在西方新闻界刮起了一阵新式新闻业风潮。令人称奇的是,在普利策的《纽约世界报》中,煽情性的、耸人听闻的新闻报道和高质量的社论不仅是并行不悖,甚至是相辅相成。“普利策对批评家的回答是,人情味报道和煽情故事是争得高发行量所必需的。

  他认为,在发行量扩大之后,可以通过吸引读者关注社论栏和公共事务的新闻报道,来营造健康的公众舆论。[1]”这固然与普利策的办报能力有关,但也必定有其相应的社会历史因素。同时期的中国,这种模式就一直未能出现。笔者认为,在中国这种模式裂变为两部分,大报和小报各执一端,共同推动着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的发展。

  从前面历史背景和报刊任务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中国近代大报的运作模式几乎就是一种必然。中国近代大报一直就有“文人论政”的传统,而其在中国新闻史上也确实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这些报刊中,为世人所关注的更多的是他们的言论,而非具体的新闻。新闻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服从于言论的需要,言论特别是政论便成了这些报刊线]”由此可见,所谓近代报刊文人论政,可以理解为资产阶级文化精英们通过报刊言论的方式进行的一种宏大叙事。而随着这种报刊模式的发展,“在宏大叙事牢固占据着20世纪中国话语中心位置的时期,作为市民的一种话语表达方式的小报就被遮蔽和边缘化了。[3]”

  确实,在民族危亡的时代气候下,面对狭窄的新闻受众市场,文人论政的模式可以有效吸收近代报刊优点影响舆论。文人论政杰出的代表梁启超所开创的“新文体”,在继承发扬魏晋文风“尽量突破儒家的思想一统,打破传统文坛规则,追求自由的思想与自由的抒写”[4]的风格基础上吸收近代报刊笔法特点开一代新文风。然而以新文体为基础的文人论政最终的影响力也有限,没能跳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精英话语圈,他们的办刊也没能成为他们追求的“民史”、“民口”。

  中国文化长期以来都是诗本体文化,重视思想、性情方面的个性表达而不重视内容方面的普遍理解。虽然从魏晋以后,中国的文学意识形态实现了从“诗云”到“子曰”的转变,思想的表达方式也从“诗言志”转变为“文以载道”,但中国文化中诗性的本体地位并未因此消解,反而得到了另一种形式的巩固。

  “中国文论中著名的‘文以载道’说,即要以诗性伦理学的价值观来控制文学的走向本体独立。[5]”顺此思路联想梁启超们以“新文体”所载的资产阶级维新思想,虽然形式上采用了全新的文体形式以求改造古文体,内容上引进了西方的价值观念以求改造古代封建伦理,但是并没有突破中国诗性文化的连续性机制。

  他们的大声疾呼,也不过是想破除儒家“子曰”话语而建立中国新兴资产阶级的话语体系,在终究没有跳出诗性文化结构的情况下,其变革是不可能完全彻底的。既然大报“孤掌难鸣”难以“挽狂澜于既倒”,那么最终变革的力量是否需要寻找另外的支流呢?

  报刊的双重属性,决定了受众在消费这种精神商品的时候,精神商品也在生产着全新的受众。“人的精神交往能力不断提高是因为精神交往也是一种‘消费’,而且这种消费并不是消极的,它也在创造精神交往的新的参与者,同时促进人的精神交往能力的进化和扩大。[6]”中国近代大报的“文人论政”固然明显体现了这种积极的改造受众的倾向,但就如上文所述在中国特殊的社会历史格局下它是“孤掌难鸣”的,此时近代小报正悄无声息地挥动另一只手掌,开拓着受众新的精神交往方式。

  与大报主打“文人论政”不同,小报的消闲、娱乐取向很重,不仅新闻报道方面不看重硬新闻,在新闻体裁以外,小报更青睐的文体是小说。近代小报软性新闻之外主要刊载小说的取向主要满足的不是受众参与现实斗争的需要,而更多的是满足受众对世俗生活的审美需要。刘萌萌一改往日淑女风男人装上大秀好身材网友

  在小报最为兴盛的20世纪20至30年代,小报仍然不是每天出版。“本来各报都是三日刊,每三天出版一次。那时虽然有一二家是每天出版的,只是不甚为人注意,声势还是三日刊壮盛。[7]”小报长期无法以日刊形式出现,可见小报的受众群体对于小报新闻时效性并不是很看重,他们更多的是想要从阅读小报中获得消遣和娱乐。

  在这种情况下,小报的叙事手法也与大报有所不同。以当时上海著名的《晶报》为例,其游戏的笔墨,用富有娱乐精神的小说笔法来写作新闻以吸引市民;另一方面,“小报小说文化观念的主要依据是社会文化思潮和市民接受观念的变化,它的表现形态是共时性的[3]”,即小报小说通过敏锐地把握市民时尚进行写作,在这种情况下小报小说和新闻形成了某种共通性。“新闻可以成为小说素材,反过来,小说素材也可以激发小报的文人灵感,按图索骥,依照小说所提供的线索去进一步发现生活,新闻报道与通俗海派小说形成了互动关系。[3]”这种新闻小说化,小说新闻化的方法,在大报看来缺乏起码的新闻专业精神,不足为训,但它恰恰做到了大报“文人论政”没有做到的,即倚重叙述情节和刻画人物来寻求受众普遍的理解。“小说取材多为王国维所说的‘常人之境界’,此种境界虽不必人人所亲历或共知,毕竟属于世俗人情之事,人们读起自然容易‘入境’。[8]”虽然这样无法像大报那样形成高格调高品位和轰动的影响,但这种方法使得只要粗通文墨的人都能被吸引;虽然受众只是以关注小说的审美心态来关注新闻,但毕竟新闻开始被关注了。

  小报在影响力方面不如大报,但数量方面和读者对象包容性方面却远远超过,在城市里可以说凡有井水处皆有小报并不过分。小报的这种手法广泛吸引了新闻受众,同时也培育了新闻受众市场,而这正是大报“文人论政”看重个体抒写表达所缺乏的精神。可以说小报的模式和大报的模式合力,在消解中国根深蒂固的诗性文化,培育具有现代意义的市民思维。

  大报重视言论不重视新闻的做法,固然能够展现鲜明的倾向性和煽动效应,然而这毕竟不是报刊走向现代化最合理的模式,而且这种方式也容易引起官方钳制而影响报刊发展。在这方面,《申报》、《新闻报》等大型商业报刊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文人论政的大报缺失的内容空间,以广泛而大量时事硬新闻来争取读者受众,实现自身发展壮大。小报既无法达到文人论政的大报的言论影响力,也没有商业大报那么广泛的消息来源,因此小报的生存非常艰难,它们数量众多却往往没几家能走多远。然而小报的办报模式中仍有许多可取之处。

  生存的压力和条件的限制使得小报在争取大报疏忽的内容生产空间,获得独家新闻方面自成一套。著名小报《晶报》就刊登大报不敢不愿不屑登的新闻,《福尔摩斯》在争取独家社会新闻方面自成一套。“大报的文字,多为平面的记载,至于那立体的记载,惟有小报的责任,也是社会必不可少的读物。[7]”小报在合理定位自身获得了生存发展的同时,也为构筑更加立体的新闻图景做出了贡献。

  不仅如此,报刊作为精神商品,决定了其与物质生产部门不同的内容生产方式。精神商品的特点之一其生产力可以是直接是精神的,报刊主创人员的变动可以使报刊的精神生产焕发全新的能量。大报和小报现有的报刊成果可以通过这种精神生产内容的变化实现合理的结构转换。《晶报》就是在余大雄接办于右任推出后的《神州日报》作为附刊发展出来的,《神州日报》失去核心生产力以后不得不面临转型问题,这种结构的转换一定程度上保全了《神州日报》,也就成全了《晶报》。

  大报力不从心时可以转变成小报的办法,小报在经营不下去之后通过易手也能焕发新的生机。大名鼎鼎的《苏报》前身是胡璋创办的声名不佳的小报,易手陈范之后随着章士钊加入后报纸宣传革命,便有了轰动一时的“苏报案”。

  作为精神商品,报刊内容生产的方式灵活性远大于一般物质生产,小报和大报之间这种互相承接转换使得精神生产资源得到了合理分配,推动报业作为整体的发展,其辩证互动作用略见一斑。

  [1] (美)迈克尔?埃默里,(美)埃德温?埃默里, (美)南希?L?罗伯茨.展江译.美国新闻史(第9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2] 袁新洁.近代报刊“文人论政”传统研究[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

  [3] 李楠.晚清民国时期上海小报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7] 孟兆臣.中国近代小报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8] 刘世剑.小说意境与诗歌意境之区别——兼论小说诗化[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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